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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10

工商时报社论平议财政部税改的高度与格局

工商时报28日社论指出,鼠年甫开始,行政院院会便通过财政部利用春节假期赶工拟订的「轻税简政」所得税制改革方案。虽然这套税改方案係为因应促进产业升级条例租税减免之即将于九十八年底落日而提出,但在此总统大选的敏感时刻,难免被外界解读成行政院「一周一利多」政策的延续,政治目的与意图过于浓烈。尤有甚者,迄今为止,这套被财政部视为「面面俱到」的改革方案,似乎不但没有得到预期的支持,相反地,却引发舆论一面倒抨击。除了时机的选择不宜之外,我们认为财政部所陷入的困境,其实是未能妥适的拿捏住税改的高度与格局所致。 

 综观财政部的方案内容,主要是在坚持促产条例租税减免的全面取消下,所收回的税收,用于废除企业未分配盈余加徵百分之十营所税及调降营所税税率至百分之十七点五,同时,并用来推动个人综所税税率的调降与各项包括标準、薪资、残障以及学费等扣除额的提高。由此可以很清楚的看出,财政部的用意乃是在于用各种可能被接受的配套措施,一次「买断」企业已拥有了五十年的减免税特权。在财政部长何志钦的心目中,产业税优惠的过度浮滥乃係破坏我国所得税制完整性与公平性的罪魁祸首;虽然法律上有落日的规定,但受制于企业界的庞大压力,在法定期限届满前最终总是被「借尸还魂」保留下来。历任的财政部长对此皆感无力与无奈,但具有强烈学者理想性格的何部长,却展现出突破挑战的勇气,亟思以改革的决心在其任内完成取消促产条例租税减免这项「不可能」的任务。何部长这份勇于承担的任事态度,我们予以肯定,但却也因为这个急切的改革企图心,让其在构思税改方案时,不论是高度与格局反而受到了严重限制。 

 首先,扁政府从民国九十二年始即通过实施由财政改革委员会所完成的「财政改革方案」,设定民国一百零一年达成国家财政平衡,其间明确规划各种短、中、长期措施,促产条例租税优惠的检讨即为其中长期改革方案项目之一。换言之,何部长在提出税改方案时,最优先的目标或最核心的价值应该是建立在追求整体国家财政的健全与平衡之上。以此论之,财政部的正确立场应该是主张促产条例落日后所增加的一千五百亿税收,皆优先用于充实国库,提高已经过度偏低的国民租税负担率,以改善财政收支失衡问题。尤其是租税减免乃係政府原本就该收而未收的租税,即不是正常税制下企业所该享有的优惠,既然本就非其所该得者,政府在落日期限届满,当然就应该予以收回,万无自失立场既取消优惠于前又回馈降税于后的道理。 

 其次,既然已经将这项自始即不属企业的特权,视为企业的「资产」,故政府若要企业放弃这项所有,唯一的方法便是竞出高价取得。财政部所出的价码除了营所税税率的调降之外,甚至还主动放弃未分配盈余加徵百分之十,当做购买这项资产的「溢价」。完全忽略了如此做法可能对企业股利发放决策的扭曲效果,以及有钱的大股东透过营所税率与综所税率差距的扩大,採行「套利」行为规避税负而对租税公平造成伤害。尤有甚者,由于在出价时讨好了富有的企业主,为避免社会经济弱势者的反弹与不满,故只好再提出一些照顾中低所得的便宜性措施当成安抚附赠品,包括薪资、残障、学费等各种扣除额的提高。姑且不论台湾综所税有约三成的家户本即无须纳税,故丝毫无法享受到这些措施的好处,更严重的是,在资本利得未臻健全课税的现制下,即使提高薪资特别扣除额,对税后所得分配的改善效果亦根本无从发挥。凡此种种皆可看出财政部为了找到一可被接受的「价格」,却让整个税改方案充满了技术性与枝节性的操作痕迹。 

 最后,由于经济部一直都是促产条例租税减免的守护神,虽然一方面与财政部协商沟通,另一方面却另行独立完成「产业基本三法」取代促产条例,逕送行政院审议。财政部因而被逼得有些手忙脚乱,仓卒间自然亦较无法拉高税改层次,观照税改全局。如果财经两部双方可以真诚合作,则即使一定要採行目前这种「取多少还多少」改革方案,经济部亦应先告诉财政部未来预估将因此而增加多少补助预算以取代原先对产业的减免税,如此,财政部在考量收回这一千五百亿元用途与分配时,就不会仅局限在税收增减平衡的计较,而遗漏掉未来支出面的增加对整体财政结果所造成的冲击。 

 总之,我们知道财政部在保护国库收入与抵挡租税减免压力上的辛苦与努力,尤其是在此选举的政治敏感时刻。但如此一套几乎全面讨好的政策,却无法获得各界认同与支持,问题出在那里?值得何部长深思。